凯伦布里克森在《走出非洲》里写道，非洲大地的色调如同烧制的陶器一般干燥，而树木上悬挂的叶片轻薄而微妙，我想很多人对非洲的向往都是从这本小说开始的，建维（Jet Lee）也是其中之一。

      建维 ：大学毕业不到三个月，我被派到非洲工作，我去的第1个国家是马达加斯加，那飞机其实特别的老旧，因为它的那个像什么座位布套都是缝了又补的，出来之后，那个机场非常的小，那个登机楼就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类似于像茅草房一样的那个形状。整个首都机场是没有一个廊桥的，直接就从那边走过来，没有摆渡车。那个国家不知道什么原因会给你一种非常平和非常友好的一种感觉，很多人看到东方面孔或者看到你是外国人，其实他们还非常友好。

      马达加斯加的自然灾害就是飓风，可能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龙卷风，那个时候我出差到它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卡玛塔夫，在东海岸，我去的第2天正好就遇上了这个飓风，然后我就跟这个组织是失联了大概70个小时吧，那个那个城市，虽然说第二大城市其实也也很小了，大概可能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小城，但是它是它全国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，风吹完之后就是所有的基站都已经停止服务，我们的电话全都打不到，旅馆外面有一个棕榈树，那个风很有特点，大概前面24个小时以同样的风速就没有停过，就像吹风机一样的吹，就一般来讲风是一阵一阵的，那个树弯下去就没有停过，沙滩上的沙已经被吹到城市里五六百米远。后来是咱中国的同胞中铁十七局的一个建筑工人雪中送炭，给我送来了方便面和火腿肠，那时候我已经断粮20多个小时了，其实那是我的历险记的刚刚开始。后来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出差，飞机经历了垂直的颠簸，整个飞机上的小孩哭成一片，而大人们非常淡定，看来大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旅行方式。

      2008年我们去马拉维的时候，当地小孩非常喜欢我们不断的跟我们比划功夫，会用简单的中文跟我们交流。让我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那里得了疟疾，而此前我们同事已经有三年没有得过疟疾。当时我只是感冒发烧，在持续几天没有缓解之后，送医才确诊。由于我的症状非常强烈，在紧急抢救之后，用奎林治疗才算保住了性命。 

      2009年初2月份的时候，我再次回到马达加斯加，又碰上了当地的政变，当我离开马达加斯加不到一周的时间，我们办公室旁边的那种全国最大的购物中心就被抢和烧了。

      之后我又被调派南非工作，在南非一共经历了两次被抢。一次是在约翰内斯堡遇到假警察冒充真警察查我们的护照，最后以掏钱消灾为妙。另一次是在开普敦的景点停车拍照，离开不到两三百米，我的汽车就被砸，我的手机和导航已全部被洗劫一空，我只好开着一个窗玻璃漏风的破车，开到机场去换车。

      后来我又被派驻安哥拉，安哥拉的首都计划居住人口70万人，后来住进了700万人，那是唯一一个我不敢随意去逛的城市，我们驻地的一个同事在保安换岗的空档期遭到了摩托车的持枪抢劫，幸好没有生命危险。

      转眼我离开非洲已经整整10年了，当时非洲很多国家的通信设备是非常落后的，除了办公室有网络，生活中基本上没有网络。手机和家里发一条短信都要十几块钱，更不要说视频聊天了，到走的时候微信已经出现了。不仅对本地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，中国人在当地也越来越多，中国人在当地受尊敬的程度也越来越高。我记得当时大学毕业接受面试的时候，我说我现在以公司为自豪，未来，我希望公司以我为骄傲，现在看来，非洲的这一段经历也成为了我的骄傲和自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