炸鸡配啤酒，寿司配江小白。2022年1月31日中午，在韩国全罗北道井邑市新泰仁郡的宿舍里，宁超跟自己的两个工友喝光了一瓶红酒、两瓶白酒和若干瓶啤酒，一觉睡到了夜里10点多。酒散梦醒，宁超去厨房煮上了速冻饺子，“韩国人不怎么庆祝春节，咱就按照老家的习俗，吃个迎神饺子。”

      宁超给自己这次韩国打工定了个“小目标”：赚到200万人民币就回国。

      宁超今年36岁，来自山东威海。从他的家乡飞到韩国首尔，只需要一个多小时，机票和签证费加起来不到两千块钱。

      2017年，宁超和朋友拿着旅游签证来到韩国，不是来游玩而是来找工作的。因为劳务工资高、交通便利以及文化相近等因素，很多山东人选择到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国打工，出国劳务中介公司也因此诞生。据“出国劳务帮”平台统计，山东全省有129家具有正规资质的出国劳务派遣公司，其中最早的劳务公司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。

      “中介收费一般在四五万左右。有一些外国企业跟中介公司合作，招聘厨师、驾驶员、电焊工这些。”宁超说。虽然现在身在韩国，但他第一次出国打工，去的是日本。

      2005年，宁超刚20岁出头，在老家一家玻璃制造厂做维修工，一个月工资900块。宁超的妈妈听说有人“去了日本三年，拿回来20万”，就跟宁超商量要不要去试试。宁超觉得自己平时“香烟啤酒小烧烤，日常花销太大”，确实应该多赚点儿钱，于是就找中介公司交了4万块钱，参加了日本企业的“研修生”项目。

      日本研修生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，名为“接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来学习先进技术”，本质上是为了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力不足而吸纳外国劳动力的一种变通方法。该制度实施以来，虽然为外国劳动者进入日本打工提供了渠道和便利，但因同工不同酬、劳动强度大、缺乏社会保障等压榨劳工的现象时有发生，也经常受到本国和国际劳工权益组织的抗议和谴责。

      宁超没有通过三年研修的企业面试，最后以实习生身份进入一家日本农场，“干了一年，在梨园里剪枝、疏果、收梨，每个月4900元人民币的工资。”宁超说。不是特别累，老板也挺和气的，就是工资不仅比日本当地人低，甚至比三年研修生还低，“刨去中介费，拿回来的也就两三万元。”

      在日本没赚到什么钱，2008年，宁超又去了新加坡，“给一家椰子加工厂开车送货，每个月差不多一万块。”宁超人高马大又年轻，老板安排他上夜班，从晚上12点一直上到第二天中午12点。除了干着跟白班一样的送货业务，他还负责浆洗100多箱椰子皮。“一箱椰子皮有40多斤，一晚上要往加工池里倒100多箱，加工池还特别高，一般人都干不下来。”活多缺觉累得不行，宁超要辞职，老板就给他加钱，并承诺，来了新人就把他换下来上白班。可没想到，先后来了两个新人，要么个子矮要么腰不好，都没能把他替换下来。坚持了三年多之后，宁超还是辞职了。

      “在新加坡没语言障碍，能玩的地方多，吃吃喝喝的，工资也没攒下多少。”虽说两次出国打工攒钱不多，但经过了几年海外工作的历练，宁超成长了不少。回老家之后，他买了房和车，日常跑出租，兼职跑婚庆，后来还给超市送货。“送着送着，我就想超市多赚钱啊，我开个超市吧。”

      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差距。前后往超市里投入十七八万，生意始终不温不火。开到第三年，没了心气儿，在朋友的建议下，宁超决定去韩国看看。

      因为拿的是旅游签证，宁超他们属于“打黑工”。没有固定的工作，逗留时间也不能超过3个月。“我们加了很多工作群，在群里找工作，干两个月就回国歇歇，再办签证出来。”宁超说。他们在工地里背大理石，每天能拿1200块，在田里拔萝卜、除草，日结工资500多块。“收入还行，就怕欠薪，因为我们签证不合法，去申请法律保护会留下记录，被骗了只能自认倒霉。”

      2019年，宁超经朋友介绍，来到韩国西南省份全罗北道的井邑市。这个距离首尔约3小时车程的城市，改变了他四处颠沛的打工生活，成为他在韩国呆过最久的地方。

      宁超的老板李成基在井邑市新泰仁郡经营着一家农产品公司，核心业务是给当地农场主们建造温室大棚。“郡上五六百户人家，十多户就是一个村，到处破破烂烂的。每家的地很多，一般有三四百亩，主要种水稻和蔬菜。年轻人很少，种地的都是五六十岁的。”据宁超观察，当地主要是设施农业，温室大棚里一年四季蔬菜不断，黄瓜萝卜圣女果一茬接着一茬种。“当地人吃蔬菜不像咱们那样炒着吃，都是做泡菜。”

      在李成基的公司，宁超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是建造或翻新温室大棚。大棚有大有小，宁超建造过的最小大棚只有7米长，半个小时可以完成；最大的长95米，需要一上午。“一天工作9个小时，下午5点下班，根据活的多少还可以灵活调整时间。”在同一个地方干了三年，宁超对当地的四时变化和工作节奏非常熟悉，“春天是最忙的，干稻苗棚需要抢时令。夏季最闲，但出门就是一身汗，一般早晨起早，下午不干。冬天也轻松，快8点这里天才亮，下午下班也早。”

      初到公司，宁超只是一群外国打工仔中的一个。很快，不少人耐不住在农村的寂寞，还有人担心疫情，纷纷离开了这里。宁超不仅留了下来，最后还成为了老板的左膀右臂。“有自己的努力、老板的赏识，也有好运气的加成。”宁超说。在国外工作这么多年，他总是信守承诺，答应留下来工作就不会“活没干完，人就跑了”；他做事认真，几个人同时学习建大棚，宁超把繁琐的步骤都记在手机里，没事儿就翻翻，活做得又快又好……当公司负责带工的韩国人因病离职时，宁超就顺利“上位”了。

      “现在我负责招工人，带工人干活。”收入跟工作量挂钩，“2020年赚了80万（人民币），2021没那么多，不过比以前卖力气强多了。”宁超说，老板经常说公司现在活这么多，都是因为宁超干得好，“我知道他在贴么我。”“贴么”是威海话，意思是“捧着对方”。

      事实上，老板李成基对宁超确实不错。他给宁超租住的是当地唯一的楼房，宁超喜欢吃什么，他就给宁超准备什么早餐。休息的时候，还带着宁超一起去钓鱼、打高尔夫球。

      宁超的工作签证也一直是李成基挂心的事。疫情肆虐，为了留住劳动力，韩国出台了一项新规定，只要从事农林牧渔产业的外国劳动者，都可以申请合法的G1签证。李成基自己的公司并不属于农业行业，他让从事渔业的妹夫帮宁超准备，尽快将G1签证申请下来。

      “G1签证对我来说，已经是最好的了。”宁超说。每个出来打工的人肯定都会遇到困难，“我的困难差不多都过去了，每天都过得挺乐呵的。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家人都健康平安，我就可以安心在这挣钱。”